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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陈丹青:因为山在那里  

2017-03-01 11:23: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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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当代最具影响力艺术家,作家,文艺评论家,学者。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70年—1978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1980年以《西藏组画》轰动中外艺术界,成为颠覆教化模式,并向欧洲溯源的发轫,被公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绘画之余,出版文学著作十余部。


每次回上海,没机会逛街。刚才经过人民广场,看见市委大楼。“文革”时代的市委大楼也在这个位置,我们天天聚在那里,看工人造反派轮番上去开大会,人山人海。“文革”前,1964年,上海市政府装了一个巨灯,叫做太阳灯,从对面那个楼上照下来,照在现在博物馆的场地,上百成千的上海小市民挤在那道光下面,快乐地乘凉,大家看掌心的手相,清清楚楚。过了两年,“文革”发生了。

今天讲的题目跟博物馆有关。

讲座题目,想不出,忽然想到“因为山在那里”。毫无道理这么一句。我常被问:你老是讲博物馆有多重要,什么意思?我就想到这句话。有人问某个登山运动员为什么要登山,他说:“因为山在那里。”说得太好了!我爱逛博物馆,就因为博物馆在那里。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家可去的场所越来越多。饭店、歌厅、舞场、赌场、妓院、会所、咖啡馆、电影院、旅游点……到了星期天、节假日,你决定去哪里?谈恋爱也好,携家带口也好,去哪里?这是个选择。人群里会有一小撮人,很小的一撮人,乐意去博物馆。

这些年国家有钱了,忽然出现很多博物馆。我因为叫过几声,某年就给国家的什么文物局请去参加封闭会议,专题就是博物馆,去了一看,全是干部,只有我是单干的。我说为什么叫我来?他们说,你老在呼吁中国美术馆不行,请你来提提意见。结果提不上什么意见,他们早有程序和方案,只是问,为什么博物馆工作做了这么多,投资这么大,观众还是不来?

也就在那一年,高层某领导发话:全国博物馆免费。共产党做事有魄力:我们小时候,上面一句话,博物馆全部关掉;现在一句话,又不要门票了—这是错误的决定,完全错误的。这么贵重的博物馆,要养藏品、养研究,说是不要钱,没道理的。我刚才问了,上海博物馆一年的观众1700多万,门票就算一块钱,多少收入?现在全要国家埋单—当然,还是纳税人的钱—你可以规定一周一天到两天免费,开辟学生场,这是先进国家的老规矩。全年免费,全世界没有。美国华盛顿国家画廊属于国立美术馆,不要钱,但大都会美术馆、现代艺术博物馆等等,全都要买票,排长队,票价定期涨。不容易的,养个博物馆非常非常贵。美国那边没有一个首长胆敢下命令:全部不收钱。

第二个问题,他们自己倒是说了,说是不要钱后,马上出现问题。巨大的博物馆,夏天冷气一开,市民成群结队涌进来,洗脚、睡觉、吃喝,一家老少,大声喧哗。上面下命令时不想这些的。上海算是首善之区,展厅里有人来洗脚吗?

进博物馆参观的人口,应该调查统计。你光是免费招引人来,不能保证博物馆会有对的、应该来的人群。我看过欧美一个统计数字,说是先进国家平均人口有40%—50%,尤其是男性,一辈子从来没想过去博物馆。

我记得女儿八岁多刚到纽约,我带她去博物馆。她一进去就哭闹要走,绝对不想待。我拍了张照片,她在手里犟着,想逃出去。现在的小孩子乖顺了,不知进博物馆会不会逃。这件事提醒我:文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博物馆,风雅的地方,你假定所有人都想来,都该来,这个假定是有问题的。你看先进国家,40%的人根本不来。

说开去,全世界艺术名家绝大部分是男人。欧美艺术界的大话题之一,就是过去的世纪,女艺术家如何被压制。以我在纽约所见,二战以来,女艺术家大量增加,许多位女艺术家成为大师级人物。国内也是这样。七〇后、八〇后上来,好的女艺术家越来越多。稍微了解了一下,学校里如今女生普遍比男生好,老师都有共识。要成立男校啊!不然男风快要没了,都变得虚胖、很嗲。

说远了。我的女儿曾经读过一本书,是白人专门写了讽刺白人的,书中列举白人在全世界散布的习惯,其中有一条很有意思,说白人是全世界几大文明、几大人种里,最喜欢去博物馆的人种—我听了,真想告诉高层:这是人家白人的喜好,未必是黄种人、黑人的喜好——许多习惯白人才有,比方喜欢户外,喜欢裸体,喜欢晒太阳,德国不少公园和游泳池是裸体的,他们不怕晒,我到处看到白人露营、露餐,黑人黄种人没这种喜好。上海风雅,要学巴黎,弄点露天咖啡座,其实是白人的习惯。

所以博物馆参观人数多少,不完全是所谓“文化素质”问题。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美术学、美学、博物馆学、图书馆学,等等等等,全是西方学来的,不到一百年。现在给出一种假定的价值观,说:多去博物馆有助提高国民素质。这可能是个伪问题,但是呢,也可能是个真问题—其他文明,也有了好几千年,却只有欧洲弄出博物馆。而欧洲博物馆文化,也是晚近的事情,多数博物馆美术馆原来是皇宫,老百姓不可以进去的。

我们需要平实的调查和定位:博物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到底应该是什么位置?应该对观众期待什么?有时,这类问题被夸张了,几十年国情,忽然打倒文化,忽而又重视文化—博物馆不收门票,多重视文化呀,其实呢,还是没文化。

不过“文化”也是外来词。所谓“人文化育”,去掉两个字,并不就是西语的所谓“文化”。中国文化,动辄说是五千年,可是并没有美术馆,也没有艺术杂志,没有美术家协会,但是,我们有漫长的美术史,辉煌的美术史。

现在不说别的馆,就说上海博物馆收藏。我在二楼三楼大致看过宋元明清的文人画,南宋到清,上千年。所谓文人画,古代不是挂在墙上,弄成一个展览,给人看的,在大展厅挂画给人看,也是从西方学来的,中国没有这件事—在欧洲,像现在这样的美术展览,也才两百来年历史—古代中国人怎么看画?怎么交流?就是一群官僚、地主、文人,彼此走动,说,最近我有个手卷,你来看看,看完了,就放进柜子。秋天取出来晒一晒,透透风。没有挂在一个大房间里,让所有人进来看。中国有画展,很晚很晚,差不多要到二十世纪,那时,西风已经吹过来了。

齐白石写过自述集,在座可能有人看过。我非常注意他是怎么出道的。他是个农村的木匠,苦孩子,手巧,画得好,还会点儿诗词,被当地小乡绅看见,请去聊聊,就介绍他给附近别的小地主小士绅书画小集团,现在叫做沙龙,定期(那个时候西历还没有引进)聚会,作画吟诗,时在晚清,总之,彼此赏析唱和,你看看我的画,我读读你的诗。齐白石就从这么个小圈子,由乡绅引介扶助,慢慢到了乡,到了省,一路上小地主、中地主、大地主,都有诗画小沙龙、中沙龙、大沙龙,都喜欢齐白石。所以中国的所谓阶级鸿沟,哪像教科书讲的那样子。书与画,能让不同阶级身份的人在一起风雅,一起高兴。齐白石没念过书,哪来学历,又从未去过美术馆,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没人画得过他。

今天所有文化空间、文化设施、文化活动,也就这百年间的事情。这一百年,前面是打仗和离乱,后面是革命和运动,可喜是三十年改革开放,渐渐弄得有点像样了。上海博物馆据说是九三年盖起来的,是卖了外滩那边老博物馆房产,换了钱,加上部分政府投资,盖了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还不到二十年。今天大家很雅地坐在这里,灯光弄得这么暗,全是从西方学来的。

最近我和两位从小一起画画的兄弟办了展览,题目是“林旭东、陈丹青、韩辛—四十年的故事”,就在不远的上海美术馆,在座不知有几位看过?如果赏脸,去看一眼。跑进去第一面墙,只有四幅画:两幅大的,是林旭东临摹的委拉斯开兹和库尔贝,旁边两张小的,是韩辛临摹的同样两张画。这个展览从北京巡回到江西、到上海,三次布展,我坚持要把这四张画放在第一面墙,进去就能看到。为什么呢?因为有故事。

第一,我浪得虚名,说是《西藏组画》终结了苏联影响,回归欧洲传统。对不对呢?在当时的语境下,有点道理。但大家不知道,我寻找所谓欧洲影响,不是在1980年画《西藏组画》时,而是始于1971年我们三个小兄弟的相识。林旭东的老师,是颜文樑,颜文樑是留法学生。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吴作人,他们的出发和回来,都在上海。我们很幸运,小时候能够和留欧前辈同在一个城市,在“文革”中有交接。

把这几幅临摹放在入口处,不只说明我们没上过学院,靠临摹学画,那是次要的讯息,真正的意思,是三个小子跟七十年代的关系其实是跟上海的关系,是“文革”上海和民国上海的关系,而民国上海和欧洲的关系,隐在这几件临摹中—颜文樑老先生有位学生胡一鸣,手上有欧洲原版画片。五十年代末,大跃进弄得国家穷了,全国好几家艺专音专戏专,“关、停、并、转”,撤销了,国家允许艺术家散伙单干。所以“文革”前夕,上海保留着特殊职业,就是私人开画室,收学生。法租界弄堂的好房子里,有开画室的个体画家。

最著名是哈定,出过入门书,我们小时候都看过,每学期学费六块钱,以当时的物价,是贵的。我父母划为“右派”后,工资大减,家人平均月生活费七块钱,休想学画,但有些家庭付得起。

不久,“文革”来了,所有私人画室关闭,哈定被批斗,人人难以维持生计。初期风暴过去后,六八、六九年,私人画家开始变卖财产:颜料、画笔、画片。林旭东,十七八岁年纪,在胡一鸣收藏的画片里看到库尔贝的《石工》,买下来。多少钱呢?十块钱,非常非常贵——我们当知青头一年,国家每个月给十块钱生活费,等于一个月的饭票—买了这张纸,临摹,学油画。我最早看见库尔贝的画片,就在旭东家桌面上,时间是1971年。

为了办展览,我们搜索小时候的画。我说旭东,你这两张临摹一定要展,他无所谓,起初拿了一张,北京开幕时,当天请韩辛的妹妹又把另一张带来,挂在那里。诸位有兴趣请看看。

浩劫十年,一切出版、一切资料,全没了。但是靠这张画片,欧洲的文脉跟上海的关系,民国上海和“文革”的关系,在三个小家伙这里传下来,日后影响我向往欧洲传统,是从那时开始的,并不是画《西藏组画》才一时兴起。文脉流传,很有意思的。没有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它还是断不了,会传下来,会影响我们。

当时小孩子不知道这些,只是临摹,现在我们仨老了,才明白过来。

到这里,可以讲到第二个话题了。我们从小被教育:艺术不能脱离生活。你的作品给批判,最凶一句话,就是你脱离生活。夸你画得好,也是这句话:“好哇!有生活!”这已是整个文艺界的行话—这件作品好,“有生活!”

这是一句有问题的话。“艺术不能脱离生活”?今天我试着给出另一个命题,很简单,“艺术不能脱离艺术”。

为什么呢?因为从1949年到1979年左右,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的艺术的癌症,就是,有目的、有计划,让所有艺术、艺术家,包括人民,脱离艺术,脱离之后,艺术变成宣传。1979年到1989年,这个紧箍咒去掉了,稍微好了点。但是新的时髦,新的行话,又来了。因为国门一打开,大家自卑,完全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一看,急死了。所有文艺家发现,世界艺术怎么变成这样子!我当时在画写实,往外一看,哪还有绘画呀,装置、行为、身体、文字、影像,什么都起来了。

于是有美术界的“八五运动”,非常着急的运动,又自卑,又亢奋,赶紧追上趟。脱离生活?脱离什么生活?根本没什么“生活”好脱离的,我们只是活在非常落后的生活、落后的讯息中。

差不多到今天,我们的艺术弄着弄着,还是比较脱离艺术——它大致脱离了政治宣传,但又到处乱跑:我们有了自己的当代艺术,也有自己的明星,艺术快速进入利益的阶段,利益,实际上,就是归结为权力,这不用多说,大家在中国混,都知道的。现在艺术家在圈里混,一定得跟权力有关系,不然比“文革”时还要难混。当年小知青什么都不是,会画两笔画,就给借到单位里画画,有条活路,有饭吃。现在不行。我们仨的性格要是活在今天,不买账,那是死路一条。考试就是权力,哪里是考你艺术,是要你服帖:这个洞你要爬吗?好,就这尺寸,你好好爬。

直到现在,艺术仍然脱离艺术,没有回到艺术应该是的状况。但是我要说的还不是那些原因。我要讲的是,你的讯息和眼界,不能脱离艺术,你脱离了,你再有生活也白搭—你关进监狱,监狱里也有生活,画得好,就是艺术。梵高不知道进没进过监狱,他画过一群囚犯在放风,排队转圈,画得好极了。但这不是他的生活,他没关过监狱。还有电影。现在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还在拍贵族生活,导演和演员没当过一天贵族,可是他能拍。

我不知道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子,强调艺术不能脱离生活。中国的艺术,也可能是全世界艺术中最缺乏生活的。六十年来的生活,你到艺术里找,很有限,都给扭曲了,不真实,不感动人。

原因是什么呢?先在讯息和眼界的层面,让你脱离艺术,同时呢,又让你还继续弄艺术。不能小看眼界和讯息。四九年头一件事,封锁讯息、控制眼界。怎么封锁呢?就是所有的西方电影、小说、绘画、音乐,不让进来。1949年4月上海刚占领,我爸爸说,大光明、国泰电影院还在照旧放好莱坞电影,有那么一年时间,上海跟美国的文艺关系还没消失,1950年后,抗美援朝,好莱坞电影消失了,不可以放了。这一停多少年呢?停到七八年七九年,中国人才又看到美国电影。

所以第一件事情,封锁信息。此外,中国古典艺术也半封锁,或者全封锁。我不记得小时候进过上海博物馆,“文化大革命”更不用说了,全部关闭。市面上哪有唐宋元明清的画册,休想。今天精装本画册到处都是,像砖头一样,那时根本没有。

两头一封锁:老祖宗的艺术,西方的艺术,人就那么一丁点被规定的眼界,什么后果呢?会变得越来越土,还自己不知道!

我有时被叫去给他们的画提提意见,最不好意思说的就是这句话:蛮有才能,画得很认真,也还有点意思,可是呢,“土”。包括学当代艺术的,蛮好,可是说不出来的土。我刚出国时,头一个发现,就是自己很土。你跟世界几十年隔绝,等你拿到讯息,你的人格、趣味、感觉,早已被塑造了,被区域性的、封闭的文化,塑造了。然后你穿西装,吃西餐,改说新辞令,还是一副土相。我说你能不能画得别这么土?我宁可去看无产阶级艺术,什么八路军啊、老贫农,那个土,土得有味道,你现在画的是个洋风格、洋概念,据说是很当代的艺术,怎么那么土?

我不敢点名啦。总之,讯息封锁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今天还在付,很微妙地在付。然后就是控制眼界,控制久了,再开眼界,有用么?有的,但也很扭曲。我和韩辛将近三十岁出国,之前有自己的一套,忽然看到原作,开了眼,返回去看民国画家,有种气质,我们比不过,为什么?因为民国画家出国前在一个相对不土的环境里,眼界讯息相对畅通。清末开始的西化,蛮扎实的,洋人办的教堂、学堂、交响乐队,包括洋人的画展,直接在上海办,徐悲鸿那代人出去时,虽然中国还很落后,但你看看徐悲鸿拍的照片,头发样式,着装派头,打个大领结,都是对的。今天出去留学的人,拍张照片,土啊,清华北大跑去哈佛耶鲁混,一百米外就认得出是个大陆留学生。走近了一问,不得了,什么原子能研究啊、生物学博士啊,可是一百米外,土得要死。你看民国随便哪个混蛋晃出去,回来也没啥成就,照片拍出来,派头对的。

所以眼界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好,封锁讯息,限制眼界,把你弄到土为止,第二步,就来教训你什么是“生活”。简单说,就是工农兵,就是革命,那才叫做生活。久而久之是什么后果呢?就是你对生活失去感觉——你在家过日子,不叫生活,你跟女朋友逛公园,不叫生活,你看着窗外的树,不叫生活。他们指定的花样,那才叫“生活”。大家别以为我在说“文革”的事情,今天还是这样。为什么中国电影、中国连续剧有问题?没长眼睛,没感觉啊。他在拍的事物、气氛、质感,他没看见,可是他在拍。拍出来,没有说服力。

可是还在强调“生活”,春节联欢会的段子有生活吗,硬想出来的,随便哪个人马路上吵架,都更生动。他不认为这是生活,久而久之,就是致命的教条,偶尔教条少了点,作者就瞎掰、乱来,对自己的性命,活生生的日子,最熟悉的一切,视而不见。等到可以表达了,不会表达,找不到语言,找不到最准确最有意思的方式。最可怜的例子就是民国作家。沈从文的例子大家知道,他年轻时写的小说,真活泼啊,什么都能写,军阀、小兵、妓女、土匪,活灵活现。五〇年后不会写了,不知该怎么办,这样写也不对,那样写也危险,傻了。茅盾、巴金、曹禺,都苦恼。曹禺多会写啊,二十出头,《雷雨》、《北京人》,就写出来了,解放后喝闷酒,写不出来。为什么?紧箍咒。他们当了文艺大官,也要大家别脱离生活,可自己写不出来—写从前的生活,不好弄,写火热的战斗生活,又不会。

好容易写出来了,通不过,可是名气大得要命。所以曹禺晚年承认,四九年后什么也没写出来。他没生活吗?他有!他的苦恼和尴尬,就是生活,你就写你写不出来,写你怎么苦闷,写你怎么憋气——可是写不出来,不敢写,直到根本想不到去写。全部傻掉。

所以“艺术不能脱离生活”,是可怕的癌细胞,这癌细胞,每人身上都有。艺术就在这样的封锁和限制中,一步一步变质—同时,艺术就在这样的封锁和限制中,一步一步挣扎。

林旭东、韩辛,还有我,就是例子,在“文革”中拼命寻找讯息,拼命扩大眼界,实在没眼界,一张库尔贝的图片,一五一十照它画下来,不至于太土。

再接下来,可以讲我跟博物馆的关系了。

我回国总被问:你做什么要出去?我知道这一问有别的意思:怎么没发财呀,怎么没在国外捞个奖呀?我说,我就想看博物馆,非常简单。他们觉得我在讲假话,敷衍他们,脸上表情将信将疑。真的就是想看博物馆,非常简单,为了年轻时代看不到东西,我要报仇。

后来,八十年代中期、晚期,到九十年代,一拨一拨中国画家出来了:非常明确,找画廊,找当代艺术,找策划人,很快进入情况。像我这样的傻逼,背着封锁年代的记忆,报复性地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仨老兄弟到现在最兴奋的话题,还是博物馆,落下病了。没有哪个欧美画家快六十岁,还在一个劲儿谈博物馆,不太有的,这是他们生活里的常事,从小就看,不稀奇。

所以眼界开得太大,又有别的扭曲,就是被眼界淹没了。所以我对博物馆是又爱又恨。我现在每年还要回去两次陪伴妈妈,中间会选个日子,再去博物馆。我数不清去了多少次大都会美术馆、现代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一是看看有没有新的展览,二是重温博物馆的气息。三十多年来,我的生理有一部分被博物馆塑造了。连我对中国艺术的启蒙,也发生在大都会美术馆……我有个老朋友,逝世了,名叫董欣宾,狂士,谈古论今,著书立说,要把全中国几千年的事在他一本书里讲清楚。1994年左右他到美国访问,见我第一句话:“丹青,我今天泡在大都会美术馆,心里不开心,但是走到中国馆,我心里平衡了。”

他自卑。他是个好的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他看到人家那么多收藏,会生气,可是跑到中国馆,他平衡了。

也是因为博物馆,我开始慢慢明白所谓“艺术不能脱离生活”,是个伪命题—我曾经相信这句话。当我离开西藏,离开祖国,就没有“生活”了,完蛋了,可是等到我画书籍静物时,我肯定,哪怕不出门,我的画册就是我的生活,画册上那些图像,就是我的生活。我来画这些画册,也是我的生活。我真想打电话告诉曹禺:您老别苦恼,把你的苦恼写出来,你就非常了不起,就能超越年轻时的作品了。

我回来最高兴的事,就是博物馆在中国的公共生活里恢复了。虽然中国的博物馆问题非常大,但总算好多了。我最后要讲什么呢?就是所谓国学。我手机上几乎每天收到什么清华国学班、人大国学班的招生广告,一学期多少钱,包你学了怎样怎样。可是所谓国学,包括美术和文物吗?小孩子背老庄孔孟、唐诗宋词,他未必真的懂中国,爱中国。小孩记忆力好,跟新电脑一样,不是了不起的事,就跟我们小时候随口就背毛主席语录,至今忘不了。这不说明有文化。邓小平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美术,才应该从娃娃抓起。

抓什么呢?就是进美术馆、进博物馆。你要真的看进去了,你才大约看懂了中国。你看懂了中国,你才有资格说你爱国。不然你爱这个国家的什么,讲得出来吗?未必讲得出来。

我就是在欧美博物馆的中国馆,一个一个橱窗、一幅幅画、一件件文物,开始热爱中国,也才慢慢明白,什么叫做华夏文明。简单一句话,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博物馆。好了,现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第一名,我希望,是上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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