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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傅国涌:“作家协会”不可能有独立意志  

2017-03-05 17:50: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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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金谢世一年多后,中国作家协会终于有了新主席,49岁女作家铁凝的胜出,可能会让不少人感到意外,其实,也不应该特别意外,早在四年前,中共十六大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出现她的名字时,恐怕就已埋下伏笔。那时,巴金老人在病床上已缠绵多年,谁来接巴金,大概也早已进入有关方面的考虑之中。在今日之中国,所谓的“作家协会”充其量不过是现世权力的附属品而已。凭自己在中国社会生存的真实感受,普通公民(包括对文学还有几分关注的人)对谁当作协主席,兴趣都不大。作协与我们的生活很远,作协体制中的作家也生活在别处,他们的作品往往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脚下的大地、我们栖身的时代没有关联,一句话,他们与我们无关,他们的事已经很少引起公众的注意力,除非是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比如前些天,沈阳市文化局在编作家洪峰上街乞讨,抗议单位连续几个月扣发他工资,就吸引了媒体和公众的眼球。当然,多数人是当作茶余饭后的娱乐来看,真正由此新闻而引发严肃思考的人还是很少。

本来文学创作乃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特别需要独立的事,作家这个职业因此被文明人类视为自由职业。作家追求的是千差万别,发出各不相同而不是整齐划一的声音,文学的根本特性之一就是个性化、独创性。如果说一批作家基于文学的原因要自愿成立一个团体,那是他们的权利。在独立的个人创作之外,他们也需要相互交流、相互探讨、相互批评、相互砥砺,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乃是自然的。具有不同文学倾向、不同文学偏好的人完全可以自愿组成各自不同的文学团体,创办风格各异的文学期刊,这都是正常的文学现象。关键是保证团体运行的经费要由他们自己解决,比如交纳会费,寻求个人、社会和企业的自愿赞助,自行开办社团事业等等。现在作家协会主要的弊端在于,依靠国家经费、纳税人的钱来养活一大帮专业作家和管理、服务于这些作家的人员,等于是在众多的行政机构外,又多了一个文学衙门,导致作家的官员化和文学的党化。一个作协,自上到下,不仅养活了那么多作家,而且养活了更多管作家的人,以及衍生在这根藤上的相关人员,其结果对文学本身有害无益。

文学权力化,作家官员化,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还多出了一条作家向市场献媚的路。至少有多位著名作家在不同场合表示,他们对现在的创作环境十分满意,认为什么题材都可以写,很自由。对他(她)们而言,文学作为获取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之一,写小说作为捞取世俗利益、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确实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他(她)们现在的小说题目往往也起得很刺激,类似《丰乳肥臀》、《有了快感你就喊》之类的小说题目随处可见。总之,很性感,很低俗,也很无耻,很能符合迎合某种生理需要,很能打动某些读者窥阴的心理,让他们束手就擒,乖乖地掏腰包。余华的《兄弟》以窥视女人屁股开始,几乎通篇都贯穿着“性”这根线。当我们发现文学与权力公开联姻的“金光大道”时代隐退时,另一个文学与市场通奸的时代已粉墨等场。聪明的作家看着眼下庞大的市场,眼睛发绿,他们深知只要昧着良心,赚钱、发财的大门已自由地为他们敞开。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几乎在一夜之间沦为肉欲、金钱的奴仆,这一切都是在现行的作家协会体制下完成的,开大会时不少作家还一本正经地坐在主席台上。

回头细想,自从胡风以诗人的灵光一闪,写下“时间开始了”这句诗的那时起,要想做一个码字为生的作家,除了进入作协,确乎已没有别的选择。作家协会俨然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文学分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叠叠,几乎将所有的专业作家都囊括其中,包“养”了起来,无名氏这样没有被圈在内的作家只是极个别的例外。在作协体制之下,只有得到这个体制承认,并进入了这个体制的人才叫做“专业作家”,他们领工资,享受一切政府给予的待遇,生、老、病、死都由作协体制来负责,只要在这个格局内,就旱涝保收。即使长期没有什么创作,也无所谓。所以,有很多因写了某一个作品(或某些作品)而成为作家的人,一旦进入作协体制,有了名分,甚至可以一辈子不用再写作,只要开会时到场,领工资时签名,或上班或呆在家,工资、待遇、房子,一样都少不了。此外,他们发表作品有稿费,出书有版税(或稿酬),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有双重报酬。这样的“专业作家”和我们理解的作家是有很大距离的,这是李白、杜甫、曹雪芹们,甚至是20世纪前半叶的鲁迅们都难以想象的。

毫无疑问,作家协会是计划经济和国家全能时代的典型产物,它存在的历史表明,最富有个性、最需要个人创造力的文学也必须纳入这个无所不包的秩序中,作家只有在集体、单位的框架中,才有可能能找到自己的归依,体现自身的价值。在这个等级分明的体制格局中,从科级作家、处级作家、厅级作家直到部级作家,一切都是按“官本位”的意识设定的。在这种文学“官本位”体制下,许多作家朝朝暮暮努力的目标已不是如何写出好作品,而是如何在这样的阶梯上不断晋级,作协对于他们就是一个向上爬的梯子。小说家李锐明确表示自己之所以退出作协,就是因为“在这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下,文学日益萎缩,艺术、学术无从谈起。”

长期以来,我们很少听到作家凭良心对此发出质疑的声音,更不要说退出这个能供养他们的“作家协会”。相反,更多的作家是心安理得,以此作为自己地位、身份的象征。情况到了21世纪才开始有所变化。三年前,先是两个湖南老作家余开伟、黄鹤逸公开声明退出湖南省作家协会。接着,山西作家李锐公开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放弃今后山西省作协换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同时退出中国作协,放弃中国作协会员资格,把中国作协的会员证退寄给中国作协。不久前,武汉作家、《如焉@sars.come》的作者胡发云以写给湖北省作协的《一点说明及备忘录》,悄悄退出了武汉、湖北、中国三级作协。在他们之前,也已经有一些作家宣布退出作协,比如王力雄2001年就公开声明退出中国作家协会。

余开伟先生说“退出是为了尊严”,使我想起蔡元培当年辞去北大校长时引用《易经》上的一句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当然,这样的退出在现实中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比例。我深知,即便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作家协会毕竟掌握着优势的资源,选择退出当然是艰难的。所以,迄今为止,我们看到所有的退出或公开或静悄悄,都只是极个别人的行为。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最近十年来出现的许多作家,往往没有参加作协,没有选择进入体制,已不是个别的行为,而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他们不依赖作协体制,完全凭自己的作品说话,靠自己的稿酬和版税生存。这个现象的出现,对作协体制意味着什么?可能今天还不大看得出来,作协也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继续按自己的强有力的惯性运行。哪怕若干年后,当人们蓦然回首,许多在读者中真正有影响、写出了好作品的人不在作协之内时,作协大概也不会感到一丝的尴尬。作为一个行政性的机关、单位、部门,或许它没有感知能力,也不具有自己的意志。作为一个党的得心应手的文学工具,作家协会也不可能具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如果有,那也只是那个党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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