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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千古罪人张少帅:究竟无耻在哪?  

2017-05-17 10:4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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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虎父犬子:

人们常说,“虎父无犬子”,但事实往往是:虎父出犬子。例如纸上谈兵葬送赵国精锐40余万的赵括;例如乐不思蜀拱手出降的刘禅;再例如,一枪不发丢弃乃父张作霖苦心经营几十年、拥有百万雄兵、千万百姓、无数兵工厂军火库乃至飞机野炮装甲车之东三省的张学良。


虎父出犬子的原因,在于虎父忙于征战,疏于教导犬子,犬子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骄娇为气酒色为友,空有虎父营就的舞台,并无腾挪舒展的功夫,自然变成败家子。“少帅”流连于北平的酒场舞会中,正所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于温柔乡中乐不思东北,兼之“少帅”是个吸毒鬼,每日“鸦片枪在手、快活似神仙”,欲这样的人抗日爱国,不亦难乎!

张作霖在民族气节上是铁了心的,对苏俄毛子毫不退让,对日本人的手段也是软硬不吃。日本军部曾经研判:若与张作霖的剽悍善战之东北军开战,以张作霖的智谋军术,日军没有必胜速胜之把握,而一旦战事胶着,东北军得到全国支持,则日军就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因此也一直想解决张作霖。但是最终,却由更恨张作霖的苏俄,派出红色特工炸死张作霖,并嫁祸日本军方,而该红色特工,由此而成为苏俄“国家英雄”,被斯大林召见授勋。

昏君上台,总要先杀几个先王忠臣以“树威”,但那还是江山稳固之际。张学良一接班,即面对日本关东军(驻朝鲜)的随时入侵,面对苏俄长期虎视眈眈的侵略野心,竟擅杀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老臣,以巩固权力,这不仅失掉了自己最重要的军政支撑,更令东北军将士寒心。


杨宇霆出身日本士官军校,雄才伟略,爱国之心强烈,不仅是张作霖最信任的托孤之臣,长期担任东北军军师(总参议),在东北军政各界威望最高,为张作霖打江山乃至入关执政立下汗马功劳,更是张作霖被炸死后迅速稳定局势,扶持张学良继位、并促成南北统一东北易帜的最关键人物,而杨事后为免张学良忌恨,已经辞去一切职务,清廉自守。而常荫槐,被东北人看做是“最能干的人才”,作为黑龙江省长、交通总长,常荫槐主持修造了打通、奉海、北宁铁路,维护了东北的路权,瓦解了苏俄中东日本满铁的垄断,更设立10万山林警察,配置进口武器,遏制了苏俄日本的侵略渗透!

在被杀害当天,杨宇霆常荫槐是找张学良汇报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收回路权、维护民族利益!两人均是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大功臣,最为日本和苏俄忌恨!张学良却无耻地将他们杀害!在被命令捏造杨常罪状时,帅府秘书长郑谦愤怒质问张学良:“咋干这种事呢?!”张学良无言以对,三天后又把郑谦秘密杀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张学良如此自毁长城,东北不待日本苏俄侵略,已不可守!张作霖虽然出身土匪,但归顺朝廷后尚无滥杀恶行,对兄弟同甘共苦,张学良如此大逆不道,张作霖在天有灵,必当痛心。


张学良上台时,关内的国民革命军已扫平中原,定都南京,张学良既无对抗中央之能力,又无对抗苏日之意志,为保存实力,曾按照杨宇霆等老臣的意见,由杨宇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使北伐军师出无名,也顺应天意人心,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借此将自己的外患压力踢给中央(后来蒋介石就成了张学良不抵抗的替罪羊),苏日要侵占东北就得和中央打交道,就得考虑国际外交军事全局,有所顾忌。

但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军阀派系,没有哪个能真正服从中央调度指挥的,北洋政府时期如此,国民政府时期也不例外。盘踞广西一隅的李宗仁、白崇禧尚且跟蒋介石的“中央”内耗了近三十年之久,何况拥兵自重的新“东北王”张学良与刚刚组建内忧外患的南京国民政府。新军阀对中央的态度,一是拼命“索取”,从官职到地盘到金钱到军火;二是拼命“自保”,拒绝缩编拒绝改组拒绝作战拒绝支援;三是拼命“欺骗”,以少报多冒领军饷,以多报少力图扩张,口号动听拒绝实行,争功踊跃遇过推诿。张学良便是这样一个新军阀。

[2]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一“易帜”,蒋介石便授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蒋介石还与之结拜兄弟,待之非薄。“9.18”事变一爆发,时在北平温柔乡里度春宵、销金窝里吞大烟的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入关,让日本人大喜过望,不费吹灰之力得此物资雄厚之沃土,以东北军遗留之大批军事物资(进口步枪12万支、机枪4000挺、大炮3000门、坦克26辆、飞机260架、兵工厂一座、弹药被服粮草均堆积如山),屠杀我百姓,并激起其更大野心,以东北为跳板和灭华基地,将中华民族迅猛推至国亡族灭之边缘。

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热河省,张学良带兵30万,居然不让中央军队和宋哲元等部队前来热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让日本人几乎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其中,日军仅派128人,就夺取东北军上万人把守的热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9.18不抵抗的耻辱。故贼势益张,贼胆益壮,日本军少壮派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堪一击,狂言:“三个月可灭中国”!如果不是在随后入侵上海的战争中,国军拼死抵抗,让日本军方四易其帅,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大戏就早就上演了。


然而,张学良却乘机对百废待兴的国民政府用了第一种态度——“索取”,索要天文数字的巨额军火粮食,完全暴露了丑恶的军阀嘴脸。此后,张用了第二种态度——“自保”。新改组上台的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亲自施压,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收复失地,张学良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表示:“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张学良无耻地说:“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事!”汪精卫要求张学良辞职谢罪,张学良拒绝;汪精卫伤心至极,飞回南京后,立即宣布引咎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出国下野,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共同谢罪国人!

但蒋介石心存仁厚,又怕张学良走投无路投靠日本人,于是在免去张学良军职之后,又给了张学良一个华北军政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在全国国民一致怒骂张学良“不抵抗将军”、“汉奸将军”、“鸦片将军”的怒潮中,他开始用第三种态度了——“欺骗”,张学良装出委屈状,透出风声说:是“中央”电令他“绝对不抵抗”!而大量的史料都证实:“中央”的电令是屡次下发,催促他“抵抗”,张学良拒绝执行。其实,如果蒋介石此时能实行守土问责,逮捕法办张学良,处以极刑,不仅可严明军纪国法,避免之后汤玉麟、韩复渠之类的大小军阀避战失地,更能唤起广大国民抗日勇气和决心,不至于后来造成那么多令人遗憾的灾难。


1932年,民国最好的军阀、以“四不”(不发财不纳妾不做督军不住租界)出名的吴佩孚,也专程赶到北平,责问张学良为何9.18不抵抗,为何不出兵关外收复失地?吴佩孚怒斥:“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

一个鲜明的对比,便是9.18事变后,张大军阀手下的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曾多次向张学良请战:“让弟兄们教训一下这些横行东北的小鬼子!”张不允,马占山仍然喊出:“日军欲占黑龙江,就让它以血来换!”马占山领导几百官兵组织了江桥血战,坚守半月之久,予日寇迎头痛击,后一直在东北游击抗战达14年之久,坚忍到了抗战胜利,至今日本关东军老兵,提起他的名字就怕。

无独有偶,还有坚守山海关对日反击的东北军何柱国独立旅;还有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反击七万日本海陆军精锐,坚守数月,迫其四易主帅;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取得喜峰口大捷的宋哲元三十九军;一些小小的地方军阀,尚且有如此的民族气节,堂堂正正的被某些人称为“爱国将领”的张“东北王”,居然就一枪不发屁滚尿流地窜回关内。守土者皆有责,掌军者皆须保家卫国,别说中央没有“绝对不抵抗”的电文,即便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也许是当时纵情声色酗酒吸毒的少帅毒瘾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瘾君子为讨一时毒欲之满足,连灵魂肉体父母妻女都可出卖,遑论其它。


[3]西安兵变:

从结果上看,1936年的西安事变的确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从动机上讲,张学良逮捕蒋介石,枪杀多名军政人员,绝对不是为了“抗日”。

事实上,在军变之前,张学良的真实想法是联合杨虎城,与延安结盟,从而得到苏俄的大力支持,以西北割据为第一步,再进而控制全中国。1936年12月,自任西北剿匪总指挥的蒋介石在张学良蓄谋已久的力邀下飞抵西安,决定在全面抗日前,彻底安定国内。这个消息,对于同任副总指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来说,是个好消息,把蒋介石抓捕杀掉。

早在张学良动手杀害杨宇霆、常荫槐将军之前,东北名宿孙烈臣就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纨绔子弟无情谊,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张学良却动了杀心。军变中,张学良在临潼竟然杀害了包括蒋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蒋孝先少将在内的全部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杀害了孙中山生前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和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军政要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抢劫银行与百姓。


1990年代,报刊上曾经公开揭露:张学良要联合杨虎城以及延安红军,组建“西北联合军团”,建立以张学良为首、以西安为“西京”的“西北联合政府”,并非为了抗日。苏俄考虑的永远都是自己的利益。张学良、杨虎城和延安建立“西北联军”和“西北联合政府”,可以帮助苏俄更好地攫取在中国的利益。可是,一旦捉蒋杀蒋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一旦失去公认的领袖,必将四分五裂,无力抵抗日军,不是迅速被击败,就是建立亲日的政府。这样日本必将开始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之久的征服苏俄之旅,日本残忍的731部队的人体试验,有相当分量的冻伤实验,就是为进军远东做准备的。

西安军变之后,全国舆论一片谴责,民众到处游行抗议,而南京政府更是毫不妥协。而最让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苏俄的坚决反对。苏俄担心一旦中国分裂,日本侵略中国成功,几百万日军必将扑向苏俄远东。所以斯大林立即亲自拟电命令毛泽东:绝不容许杀蒋。并且斯大林明确指示: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西安军事暴乱仅仅一天后,12月14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发表社论,将“西安事变”直接定性为“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苏俄政府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直接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

所以,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西安事变得到解决。张学良不得不采取到南京请罪的方式,试图避免追究,保存东北军的势力。


[4]汉奸群生:

尽管张学良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宽大,东北军没有被裁撤,然而东北军因西安事变而发生了裂变,张学良的全部6个军,纷纷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投诚,接受命令,分赴各地抗日,从此,世上再无东北军这个耻辱的名字。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是一样,其最信任的部下冯钦哉带一个师2万人投靠中央,之后西安警戒旅又有两个团投靠中央,西北军也就此消失。

而当年积极支持搞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头号智囊、东北军总参议鲍文樾,抗战刚刚开始,就可耻地直接投降日寇,担任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河南省省长等高官,是著名的大汉奸之一。亲自抓捕蒋介石的张学良警卫营营长孙铭久以及应德田、苗剑秋等号称“东北军最支持联共抗日的人”,也是“对张学良最忠心的人”,却是东北军中第一批投靠日寇做汉奸的人,孙“因功”升任伪政权山东保安副司令,应担任伪政权河南教育厅长,而苗这个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人,直接移民日本。伪军中最高层的孙良诚、吴化文、白凤翔、李守信等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往往率部成建制投敌。

蒋介石的中央军,却从无大规模投敌的记录,甚至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主动投敌,相反有两百多名将军血洒抗日战场。

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曾经多次自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为此他在基督教中寻求灵魂的救赎,也一直拒绝回到中国大陆,尽管他在大陆被吹颂成“伟大的爱国将领”。在蒋经国回忆录中,这样记述1980年代的张学良——张学良喝酒喝醉了,抱着蒋经国大哭:“兄弟呀,老哥哥当年做错了!做错了!先总统杀了我都不为过呀!”

张学良临终前还对别人说,自己是国民党中抗日功劳最大的人,蒋介石之所以不敢是放他自由,不仅仅是因为泄愤,更主要是担心张学良会危及到自己的统治地位。换句话说,张学良是蒋介石政治上的头号对手,抗战的功劳都是他的。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张学良毫无疑问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三十二岁子承父业,全盘接受东三省,实力一跃成为中国实力第二强。


三十三岁,中原大战爆发,他审时度势押宝蒋介石,又大赚了一票,黄河以北的军政财权悉数归张学良调遣。

全盛时期的张学良,风光盖过孙科和汪精卫,隐隐然可以和蒋介石比肩。

然而,即使是在张学良声明最显赫的时候。他的的结拜兄弟,政治上的顶头上司蒋介石其实没有太把他当回事,他曾私下评价张学良:说他一辈子都是孩童的认知水平。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众所周知,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张学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

抽烟喝酒谈恋爱这就不说了,他的纨绔还表现在“不知己不知彼”上。

这是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张学良临终前还对别人说,自己是国民党中抗日功劳最大的人,蒋介石之所以不敢是放他自由,不仅仅是因为泄愤,更主要是担心张学良会危及到自己的统治地位。

换句话说,张学良是蒋介石政治上的头号对手,抗战的功劳都是他的。


这自信,我就一个字:服!

然而,在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在“抗日”这件事情上表现,还没有汪精卫做得好。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学良认为只不过寻常的行为,禁止东北守军轻举妄动,还可以理解成错误判断形式。

那么九一八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东北三省已经丢了,起码把山海关给守住啊,不能让日本随意进入中原。

蒋介石反复告诫张学良锦州不能丢,汪精卫也一再强调锦州的重要性。

但是任性的张少帅,居然兵不血刃放弃锦州。


一直说吴三桂是汉奸,清兵入关之前起码还签了合约,匡扶大明皇室即位的,只是多尔衮反悔了而已。

长城抗战爆发,日寇进攻长城沿线。前面说了,黄河以北全部是东北军的地方,这是刚上少帅了。

这已经是东北军仅存的地盘了,然而张学良的表现还是差劲。

在与日军正式交火后,东北军系统的112师在未与友军联络的情况下撤出阵地,越过友军向北平方向撤退——跑了。

日军捡了一个大便宜,瞬间在全线占据了制高点,居高临下向25师发动攻击,并乘机割裂了防守一线右翼的25军145团与主力的联系。

饶是杜聿明有儒将之称,也忍不住破口大骂张廷枢和东北军无能卖国。

即使如此,张学良临终前还能说出:抗日的功劳都是我的这种话,胆量可观!

张学良虽然说自己的生命到36岁就结束了,但他从1925年认识孙中山起,就开始和国民党打交道;从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开始,就和共产党打仗,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都有较深的了解。他和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也都有过较深的交往,支持过蒋介石也扣押过蒋介石,又和周恩来亲密接触过,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难以磨灭。正因张学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经历和地位,决定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有其特殊的价值和重要意义。国民党缺乏信仰,共产党甚至每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

历史证明,一个信仰坚定的党,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思想,共同的目标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统一的思想使走到一起的人从此不再分开,而且使更多的人不断地被影响、吸纳,从而使这个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而一个没有共同目标和缺乏统一信仰的政党终究是没有前途的,它会使已经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暂时是强大的,也会因共同目标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统一而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张学良在分析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时,对此有着深刻的论述。


一是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缺乏统一的信仰。他说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国民党虽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而张学良认为:“所谓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

二是没有国家思想。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么来维系呢?张学良指出,国民党的军队靠“彼此的感情”维系。“彼此的感情并不是指兵啊,是指那军官吶。兵都是招来、募来的。那勇敢点的,就是带兵的,就是军官。”“等于义气用事,你是好汉,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还可以跟别人。”国民党的军队“都是自保,他投靠谁,也不是对谁倾心……换句话,有奶便是娘。谁给他奶,谁就是娘。谁拉他一把,给他俩钱,给他个官,他就跑谁那去了。今天他帮着你,明天假如那边给他拉一拉,他就跑那边去了。”“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所以国民党军队,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


三是蒋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人家批评他(蒋介石),说他是买办政治。他确实是这样,投机,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你要说他有没有中心思想?没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么能得这个权益,我就得。原来我对蒋先生很尊重的,后来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义。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

与国民党正好相反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共产党,红军,他们确实有他们的信仰,共产党信仰他的主义。信仰就是力量啊。”

张学良非常佩服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所谓的二万里长征,几万里长征,(红军士兵)被包围,没有吃的,那么苦哇,可是他(们)还在一块,被打散了,他(们)还回来。当然了,他(们)的领导是共产党啊……那是共产党成功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

张学良经常和他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的结论是:“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哪,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这可受不了呀!”

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当共产党了


千古罪人张学良:少帅究竟无耻在哪里?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此体会极深。他说:“九一八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哇。有人说这是受共产党的鼓动,这话我听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共产党鼓动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共产党顺应。”

张学良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共产党顺应了民意,并且说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赞成抗日,那我共产党就去做。共产党的厉害,就是共产党能够看清这事情的趋势,知道民众往哪走,他知道了民众的意思,他就能够真正去那么做。”

张学良是个军人,一生军事生涯虽短,但他和日本打过仗,又是中国高级将领中跟苏联红军打过仗的,和北洋军阀打得更加激烈,和国民党新军阀也交过手。他说,打了那么多的仗,胜败不论,最不值得的是和红军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剿共”战争,就感到伤心:“那所谓‘剿匪’,真让人伤心啊,‘剿匪’的军队都实行坚壁清野,这可不是胡说八道。我是在后头,前头的军队呀,我也出去视察了,归我管嘛,我一看伤心透了,那房子都给人家烧了,坚壁清野呀!”“事实用不着烧房子,为什么烧?因为烧了,军队可以占便宜,可以把好东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对内战,那内战真是没有人性啊。连我到前线去都没有地方睡觉,房子都被烧了。”

共产党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过于残忍,将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当共产党了,跟共产党一块儿和我们斗争。那杂牌军没有军饷咱不说,正规军也是一样,连烧带抢啊。老百姓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投奔共产党,和我们对打,我承认,这是官逼民反!”


老百姓和共产党站在了一起,国民党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张学良说:“‘剿匪’的事归我管之后,我去各部队巡察,那才知道,共产党真厉害呀!你一不小心,他就来袭击你了。我一个部下,带着一个营的人,让共产党给袭击了。是这样的,他出去,好像为什么事情出去考察去,看见一个老太婆在门口缝鞋呢,她是共产党的侦探、眼线。我们的军队来了,她怎么办?在那地上立有一个杆子,她那个门上有个绳子,她一拉门上的绳拴,杆子就倒下来了,共产党看到了,就知道有军队来了。”

张学良举了许多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国民党军队大失民心:“我们的军队在那驻扎,一个小孩,十五六岁的小孩跑来玩儿,一边玩儿,一边他把我们的军队都数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给你数了,然后,他跑去向共产党报告。那共产党的玩意儿可多了。”“那个刘殿华的军队,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给他摆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欢迎,但老百姓在鞭炮里面藏着炸弹,鞭炮一响,引燃了炸弹,把刘殿华炸死了,军队首长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呀。”

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要,房子、女人、钱,这帮坏蛋。真让人伤心。”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失败,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所以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蒋先生不承认我这个话,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他。”

国民政府内部的高官们只是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中原大战之后,张学良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但他因军务在身、下野出洋和身体等原因较少出席会议。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段经历。在此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他说:“我不会外交辞令。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国民政府军队的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政治比原来的老政客更腐败。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在南京期间,发生了中央党部事件,即汪精卫遇刺事件,这件事对张学良刺激尤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幕式那天,与会人员集体照相,“本来大家在外面等着蒋先生出来照相,后来说他不来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开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离开时,刚转身,枪响了。这一打枪,大家‘哗’的一下子都散了。”

“都吓跑了,连警察都跑了,什么警卫,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张溥泉(张继)两个人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那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警察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那都吓得……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张学良从这件事当中,看到了国民党失败的影子。

国民党政策不公,军队分成亲儿子和干儿子,把杂牌军都挤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众所周知,在整个民国绝大多数时间里,国民党军队从人数、装备、控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等方面来看,都远远优于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共产党,可就是消灭不了。原因在哪里?除了国民党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还丧失了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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